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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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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进行过什么样的人体实验呢
  2. 希特勒在纳粹德国进行过的人种实验是什么
  3. 纳粹实验室的剧情简介

当我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医学实验时,可能会很觉得自己在读科幻小说。然而,二战期间军事科学家在德国犯下的恶劣行径,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篇文章中收集的是一个完整内容,可怕的实验一个接一个。从看似无害的眼部色素沉着实验,到真正恶心的连体双胞胎和内脏检查实验。

尽管他们的方法很怪异,但科学家们确实在低温领域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多年之后,研究人员仍在争论在现代医学中,使用第三帝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否存在道德困境。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恐怖的世界。当你看完了这篇文章,你或许应该去看一会儿可爱猫咪的图片。

党卫军的主要成员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命令卡尔·克劳德伯格博士(Carl Clauberg)通过各种实验方法,对集中营的囚犯进行人工授精实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克劳德伯格为大约300名妇女人工授精,这些妇女在整个过程中都被绑着,并受到言语上的折磨。据报道,克劳德伯格告诉他的受害者,他使用的是动物的精子,而不是人类,用来制造怪物。然而,其目的是获取关于治疗不孕症的治疗方案。

参与实验的女性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且仍处于月经期。并且这些试验是与杀菌试验一起进行的。

在自传《记住我们》(Remember Us)中,幸存者马丁•斯莫尔(Martin Small)讲述了1942年进行的一项实验。斯莫尔目睹了一名名叫威特曼博士的党卫军安全官员,在一名大约11、12岁的男孩身上进行不人道的实验。

该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波兰军官住所后面的一幢大楼内:

在这个建筑内部的一个小房间里,坐着一个小男孩……他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他的头顶悬挂着一把机械锤,每隔几秒钟就会砸他的头。男孩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这项被称为“达豪低温实验”的测试,是在男性身上进行的,其目的是模拟军队在东线所遭受的条件。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确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降低体温直至死亡;第二,如何更好地救活被冻僵的受害者。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冬天,测试对象要么被放在冷水桶中,要么被剥光衣服绑在担架上。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大约有200名囚犯被实验。

1942年,达豪集中营的受害者,接受了测试人类耐力极限的实验,以帮助德国空军。他们建了一个特殊的低压室,在其中可以模拟高海拔的条件。实验室内的条件与飞行员从68000英尺高空坠落的经历相似,因此这对实验对象来说非常危险。

几乎所有高空的受害者,都死于与极端的大气暴露有关的伤害。

1943年至1945年,科学家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对波兰囚犯进行实验,以调查肝炎的病因。患者被注射了这种疾病,研究他们长期的痛苦。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曾试图创建一个人类学展览,以展示所谓的“犹太种族”的劣等性,他批准了对100多人施以酷刑和残害。在用毒气毒死受害者之后,每具尸体都被送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医院,在那里他会取出尸体的肉来收集骨骼。

法国士兵后来发现了这些收藏品,里面有许多未经处理的尸体,为了避免被辨认出来,他们的脸被完全烧掉了。

邪恶的科学家约瑟夫·门格尔博士,对双胞胎有一种奇怪的迷恋。1943年,一对匈牙利兄弟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被强行放入盛有热水的大桶中,直到昏倒,然后全身的毛发都被拔掉。然后,在接受无麻醉的肠道检查之前,每对双胞胎都接受了2升的灌肠。

他们忍受着进一步的痛苦,直到被送往解剖实验室,接受致命的注射,而他们的器官将被送往柏林的一个研究机构。

为了找到光气的解毒剂,医生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尼堡,让50多名囚犯接触这种气体。而光气会刺激受害者的肺部。

许多已经很虚弱和营养不良的囚犯,在暴露在辐射后,出现了肺水肿,其中四人死于实验。

20世纪40年代初,在Ravensbruck女子集中营,受害者的伤口感染了坏疽和破伤风。伤口两端的血管被绑断,导致血液循环中断,形成类似战场上受伤的情况。将木屑和磨碎的玻璃放在伤口上,导致感染加重。

感染后,用磺胺和其他药物治疗,以确定其疗效。

1944年,实验在Neuengamme集中营进行。库尔特·海斯迈耶(Kurt Heissmeyer)医生为了研究是否有可能产生对结核病的免疫力,直接将结核病细菌注射到患者的肺部,这至少结束了200人的生命。

他甚至在儿童身上进行这个实验,比如来自荷兰的Eduard和Alexander Hornemann。两个男孩死于肺结核,而他们的妹妹伊丽莎白死于斑疹伤寒。

Ravensbruck集中营是最大的女性集中营。从1942年开始,党卫军的医生们用各种化学物质治疗伤口,并对囚犯进行各种实验。幸存者遭受到了永久性的身体伤害。

医生们还尝试了骨移植,将左胫骨的一部分移植到右腿上,反之亦然,结果导致患者畸形。

出于某种原因,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博士痴迷于眼睛的颜色,尤其是异色症(heterochromia)。异色症是指一个人的两个虹膜颜色不同。在奥斯威辛期间,门格尔收集死者的眼睛作为“研究材料”,并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在眼睛中注射染料,看看是否能改变虹膜的颜色。

为了调查各种毒药对人类的影响,研究人员在受试者的膳食中添加了化学物质,受试者要么会因毒药而死,要么会被立即杀死,以便进行尸检。

1944年9月左右,纳粹党卫军的医生们放弃了在食物中放毒药的做法,他们改用毒弹射杀了受害者,以加速毒药的作用。

Carl Clauberg博士在20世纪40年代,对集中营的囚犯进行了数千次绝育实验。这些实验包括使用外科手术、药物和放射疗法,来发现一种廉价的方法,来给成千上万的人绝育。

门格尔博士最重视的项目之一,是记录他的囚犯患走马疳(口腔或面部迅速恶化的坏疽性感染)的进展情况。他没有使用抗生素治疗病人,而是记录了疾病的传播,并最终结束了感染者的生命。

门格尔想要了解双胞胎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遗传比环境更重要。其中一个实验是将两个罗马双胞胎背对背地缝合在一起,试图创造出连体双胞胎。而孩子们在经过几天的痛苦之后,死于坏疽。

在1939年9月至1945年4月期间,人们进行了许多实验,以研究治疗芥子气造成的伤口的最有效方法。实验对象被故意暴露在芥子气下,这种气体会造成化学烧伤。

然后对受害者的伤口进行测试,以寻找治疗芥子气烧伤的最有效方法。

Herta Oberheuser医生是Ravensbruck的一名医生,她在儿童身上做了模拟战斗伤口的实验。在她的测试中,将一些异物,比如木头、生锈的钉子、玻璃碎片、灰尘或者锯木屑插进伤口。

为了调查疫苗对斑疹热(斑疹伤寒)的有效性,许多受害者被故意感染斑疹热病毒,该实验造成超过90%的受害者丧生。

1943年,露丝·伊莱亚斯(Ruth Elias)在奥斯威辛(Auschwitz)分娩,之后,一名党卫军医生命令用绳子把她的乳房绑起来,作为医学实验的一部分,他们想看看她的女儿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活多久。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纳粹的“雅利安婴儿”的悲惨遭遇的报道,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2007年3月,150名因二战时德国纳粹优化“生命之源”计划而出生的挪威人就政府战后未能保护他们免受歧视,向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控告挪威政府--------11月4日,40名被称为“希特勒婴儿”的德国纳粹秘密计划受害者在德国东部的韦尼格罗德举行公开聚会。他们是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计划而制定的“生命之源”计划的产物。许多“希特勒婴儿”被迫于亲生父母分离,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他们往往缺乏正常关爱,同时还有很强烈的负罪感,饱受心灵创伤。

希特勒对血统的兴趣远远超越常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写道:雅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利”的种族,使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的保持其“主人”的态度不变,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世界的盟主”。

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雅利安人和德意志人才有资格作为“文明世界”的建设者,其他诸如犹太人则是“劣等种族”和“糟粕”,应该被淘汰和灭绝。若要保持雅利安种族的“春都”与“优质”就必须进行种族“培育”进而建立一个有优等种族组成的德意志帝国。

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不久,便迫不及待的将其种族理论付诸实践,他鼓励雅利安人多多生育,并倡导“党卫军精英”与雅利安血统的金发碧眼美女结合,以便创造更多的“优秀人种”,他还主持制定了一项用雅利安血统强化德国人种、制造“雅利安超人”的计划,有党卫军头目海因希、西姆莱负责,并美其名曰“生命之源计划”。

1936年,希姆莱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起第一所生产“雅利安婴儿”的“育婴农场”并为他起了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名字“勒本斯波恩中心”(生命之源计划中心),从此,开始了雅利安婴儿的批量生产。据后来发现的档案显示,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时间制定到1980年,他们梦想到那时能炮制出1.2亿名强壮的“雅利安后代”。

“生命之源”的总部设在慕尼黑,要想成为纳粹德国的“育婴农场”的“育种”母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除了必须具备雅利安人中金发碧眼的外貌特征之外,还必须提出申请,填写一张调查表,证明父母双方均没有遗传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至少要追溯至两代人,并要证明自己家族三代以内都具备雅利安血统。

被选中的美女生下孩子后,还要带孩子去参加一个类是宗教仪式的匕首举过孩子的头顶,同时妈妈们宣誓效忠纳粹。从第一所“育婴农场”监理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在德国本土一共建造了10所这样的秘密“农场”。为了让等多的雅利安美女自愿加入“生命之源”计划,希姆莱充分利用宣传工具,将妇女的参与作为爱国行为大加宣扬。而且在“育婴农场”,产妇们被“照顾得像个公主一样”作为奖赏,希特勒还经常接见这些“雅利安后代”和他们的母亲。此外,希姆莱还根据生孩子的多少为标准来提拔党卫军成员。

历史学家马克.希尔曾写道;“当年许多德国女子都将他们的行为当作是爱国的表现,为的是生产出金发碧眼的新一代纳粹分子”,为了能生出体格健壮的雅利安婴儿,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往往不择手段。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时,德国人曾在奥运村的旁边保留了一大片浓密的树林,在那里,许多漂亮的德国姑娘将他们自己奉献给看重的运动员,特别是非犹太族的白种人选手。在这次运动会上,希特勒也看上了女子100米金牌的得主——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18岁姑娘海伦.施蒂芬斯。比赛结束后,他很“荣幸”的被领到希特勒在体育场里的玻璃包厢中。史蒂芬斯后来回忆说;“希特勒进来后跟我行了个纳粹礼,出于礼貌我跟他握了一下手,但是他立即将我抱住,然后说我应该代表德国去比赛,并问我是否愿意到贝希特斯加登(德国著名风景区、希特勒的别墅)去度周末。我说“不”。

为了保密,“育婴农场”女人们的身份都被记录在由党卫军严密保存的文件中,这些文件是与当地普通婴儿的出生纪录分开保存的。由于这些妈妈们60%以上都是未婚妇女,纳粹利用当时社会不接受未婚先孕得显示,轻易的将这些小孩从母亲手中夺走,交由“育婴农场”抚养,之后,再将他们送到纳粹党徒的家中抚养,如果生出来的婴儿有某些残疾和缺陷,“育婴农场”的护士们会毫不犹豫的将婴儿毒死或饿死。据资料统计,在第三帝国12年的历史中,大约有1万名婴儿出生在德国的“育婴农场”。

二战开始后,希特勒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所谓的“劣等种族”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时,随着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获胜,“生命之源”计划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们在所占领的欧洲国家先后设立了9个秘密的“勒本斯波恩中心”。今天坐落于法国巴黎北部的红十字会伤残儿童中心就是当初最具代表性的“育婴农场”之一。

在这些国家,除了妓女和为了养家糊口而“自愿”充当纳粹的生育工具外,绝大多数进入“育婴农场”的女人都是被纳粹军队抓来的,她们在这里被迫与德国军官发生性关系,生育孩子,其中,受灾难最严重的国家当属挪威。1940年的军入侵后,在武力威胁下,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成了德军的性奴隶,生下了一批又一批雅利安血统和北欧血统混合的“雅利安婴儿”根据挪威当局的资料,德军占领期间,在挪威留下了大约1.2名孩子。即便如此,纳粹还是嫌十月怀胎,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的速度太慢。于是从1942年开始,纳粹在被占领国家仔细挑选具有雅利安人特征的儿童,并把他们强行带回德国,接受纳粹教育,使之“德国化”。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25万名被占领过的儿童被纳粹分子绑架到德国。到了战争后期,由于德国物资匮乏,许多被绑架过去的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夭折。此外,为了让每位金发碧眼的美女生出的都是双胞胎,纳粹还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利用人做试验,企图寻求一个增殖“超级雅利安人种”的配方,这项“科学实验”是数十万人死于杀戮,其中包括1300多对孪生儿童。

在二战结束前夕,纳粹分子销毁了“生命之源”计划的大部分文件,因此,她们欧洲被占领国家到底留下了多少“雅利安婴儿”,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1945年5月8日,随着第三帝国的投降,“生命之源”计划终于画上了句号,如今,幸存的“雅利安婴儿”都已经步入暮年。战争虽然结束多年,但纳粹加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却成了他们永远都擦不去耻辱记忆。这些分布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雅利安婴儿”由于从小与亲生父母分离,多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或父亲就是党卫军成员,因而内心都有很强烈的负罪感,长期饱受创伤,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且,由于无法确定亲生父母是谁,她们大多数成了无人照顾的孤儿,接受到的教育程度很低,心智不健全,“没有母亲,没有不亲,没有根”。挪威最大的精神病医院院长曾说;已经长大成人的”雅利安婴儿”,有百分之八十智力发育程度低于同龄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不知其生父生母在哪里。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去寻找亲人。

1999年1 2月,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德国政府旧档案中偶然发现了1000多份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有关“育婴农场”的资料。这次意外的发现,使这些被“纳粹血统”折磨了大半生的人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5年,当年的“雅利安婴儿”们正式成立一个名为“生命痕迹”的组织,目前,该组织有60余名成员,64岁的成员吉赛拉.海登赖希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控诉了“生命之源”种族工程。吉赛拉的自传还被改编成电影,并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播放。

这是一部反映纳粹时期鲜为人知的军妓生活纪实故事电影,拍摄于1977年。电影讲述了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群无辜女犯的故事。她们被抓进集中营后,长得好看的被选为军妓,惨遭德军士兵蹂躏,而长得不好看的,则被用来做人体试验。面对纳粹,这些女子或及时行乐,或肆意纵情,或忍辱偷生,或激烈抗争。最后,许多女犯不堪凌辱计划起义,但她们的计划被泄露了,许多人遭到了残酷的刑罚。在电影的最后,苏联红军攻入德国,这些惨遭蹂躏的女子终于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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